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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里宁事件：他是否精神病？陈里宁精神病人变造反派始末
陈里宁事件始末：
他真是精神病。
李佳/王刚
中国新闻周刊
陈里宁的声名鹊起，恰似那个疯狂时代的催化剂。北京各单位的造反势力将他视作“左”倾思想的化身与政治的筹码，他所至之处，无不彰显着当地造反运动的坚定与激烈。
王广宇寻寻觅觅，找那个沉默的疯子。
这位狂放之士曾名噪一时，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声名逐渐被尘封。
最初，这个疯子的形象便在1967年天津人民话剧院上演的话剧《新时代狂人》中为观众所熟知。彼时，“文革”期间，造反派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话剧团将路线斗争搬上了戏剧舞台。该剧在北京友谊宾馆剧场连续上演多日，受到了观众的广泛好评。
这部话剧描绘了一位因“政治迫害”而身陷精神病院的男子，他的名字叫做陈里宁。若非他始终坚持对抗某个特定人物，他或许不会一夜之间声名鹊起，随之而来的便是如同过山车般起伏不定的命运。
在“文革”初期的动荡岁月里，随着刘少奇同志遭受全面批判，造反派迫切需要一把来自民间的利剑。受到斯大林将持不同政见者送入精神病院这一行为的启发，红卫兵们纷纷开始检索过往来自精神病院的病例资料。
他们最终发现了陈里宁，原因在于这位狂人公然对抗刘少奇。
此后，陈里宁被誉为一反刘少奇势力的英雄，迅速声名鹊起，无人关注他是否真的疯狂。
新生和逆转
1933年，陈里宁在南京降生。其父身为国民党宪兵，随国家政权更迭，全家人最终被迁回湖南湘潭的故里。
陈里宁20岁命运逆转。
彼时，他尚是初三学子。一日，班主任单独与他交谈，提及湘潭市委有意从学生中选拔工作干部，学校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彼时，他已是共青团的一员，若能前往市委工作，对于他的家庭而言，无疑是一份无上的荣耀。
在那个时代，寻求全新的身份认同成为每个人的共同追求。然而，出身，这个与生俱来、难以抹去的标签，始终如影随形。
怀揣着对新生力量的感激之情，陈里宁在市委岗位上勤勉耕耘，其工作能力和文字功底迅速提升。在中共湘潭市委常委的会议中，他承担记录与整理工作，效率之高、质量之优，均得到了组织的认可。对他而言，信任之深可见一斑，甚至有时市委主要领导的报告，亦由他执笔起草。
1954年，陈里宁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彼时，一切似乎都在光明与宁静的轨迹上稳步前行。
某日，陈里宁偶然间觅得一份内部文件——《关于清理要害部门之指令》。该指令明确指出，对于要害部门的工作人员，若其亲属中涉及国民党军统、宪兵或特务身份者，应予以全面清退。
这份文件，犹如当头一棒，瞬间击碎了陈里宁对新社会的满腔热情与奋斗意志。他的父亲身为国民党宪兵，因历史反革命罪行和现行犯罪，被判处了长达15年的监禁；祖母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悲愤投河自尽；姨夫曾是国民党警察局长，在建国初期便遭受了枪决的命运。
这指示似乎专为陈里宁量身打造。他的身份和背景，无论如何都不似在要害部门工作的合适人选，堪称典型的清理对象。这阴影自此便在陈里宁的心中挥之不去。
实际上，党组织对他并无明显看法，然而敏感的陈里宁却难以自持，总是疑虑重重，总觉得组织在暗中监视着他。
承受着沉重的心理阴霾，陈里宁逐渐丧失了食欲，整夜辗转难眠，频繁从噩梦中被惊醒，最终陷入了精神病的困扰。
飞越疯人院
1963年，陈里宁被送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两年时光荏苒，陈里宁终于出院，然而他的精神状态依然堪忧。他与人交谈时，总是言辞激烈地诋毁刘少奇，声称其品德败坏，甚至认为刘少奇访问印尼之举有损国家尊严。此外，他还对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逐条进行批判，罗列了五十余处所谓错误。彼时，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之职。面对这位精神失常的“疯人”，湘潭市委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不知如何妥善处理这一棘手问题。
此刻，陈里宁已然将“反刘”之事捅至中央高层。他四处散播反对刘少奇的言论，并持续向湖南省委以及中央写信，对刘少奇进行批判。彼时，负责公安工作的副总理罗瑞卿在接到信件后，批复要求对此事进行深入调查。
陈里宁被送入北京秦城监狱。
抵达北京之后，陈里宁的精神病症状屡次复发。最终，他不幸被送至红卫医院，即如今的安定医院接受治疗。当时正值1966年12月，关于“刘少奇问题”的真相已逐渐为人所知。
社会上充斥着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激烈交锋。陈里宁的主治医生金弘敏及护士王志均隶属红卫医院中的造反派阵营，他们对陈里宁因反对刘少奇而入狱的遭遇深表同情，并积极鼓励陈里宁向中央文革小组投书陈情。
与此同时，红卫兵的年轻斗士们亦在积极搜寻着陈里宁这类人物。他们发现，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克格勃曾将持有不同政见的民众强行送入精神病院。受到这一事件的启发，红卫兵们纷纷涌入精神病院，试图寻找那些遭受迫害的异见者。
陈里宁就这样被重新发现。他的过往，完美契合了红卫兵对“迫害”的所有想象。与其他案例相较，陈里宁在清醒状态下，言谈条理清晰，这进一步加固了红卫兵小将们对“迫害”事实的坚信。
在揭开陈里宁真相的那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与红卫医院的红旗战斗队携手，共同发起了对红卫医院党委的挑战。一夜之间，他们成功夺取了权力。随后，清华大学红卫兵的领导人朱起鸣迅速起草了一份呈报中央文革小组的紧急报告，指出精神病院中关押着众多遭受迫害的政治犯。
报告一经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审阅，他即刻下令派遣专人进行深入调查，并着手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排查政治迫害的相关事件。
1967年，"刘少奇事件"公之于众。自此，中央文革小组着手策划、收集针对刘少奇的批判性文章与资料。陈里宁的时代，随之而至。
1月7日午后，获悉此事属实后，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与戚本禹即刻赶往红卫医院，现场正式宣布对陈里宁实施解放。
王广宇，时任中央文革办事组成员，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称，戚本禹在当天返程后，便不吝赞美地称陈里宁为非凡之才。早在60年代初，他便洞察刘少奇之修正主义倾向，并有意将陈里宁从精神病院中解救，以期共同撰写一篇批判刘少奇的力作。
翌日，王广宇受命前往红卫医院，营救陈里宁。遵照戚本禹的指令，陈里宁出院后，被安置于《人民日报》招待所，全身心投入撰写抨击刘少奇的文章。在王广宇的记忆中，陈里宁堪称一位出色的“笔杆子”，文思敏捷，常常一挥而就，洋洋洒洒两三万字。
然而，陈里宁所撰写的针对刘少奇的批判文章，并未符合戚本禹的期望，因而终究未能得以发表。
陈里宁无法担任造反派的“笔杆”，因此被调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负责编辑与刘少奇相关的资料。
此刻，陈里宁的“事迹”已广为人知。造反派为他制作了一本宣传册，规格为16开本，命名为《新时代狂人日记》，印刷数万册，分发至各地。册中收录了陈里宁在1960年代初所撰写的日记及若干文章，内容无不聚焦于对刘少奇的批判，彰显了他早已洞察刘少奇为“修正主义者”，堪称先知先觉。
陈里宁瞬间成为新闻焦点。
清华园内的“造反派”特地前来看望，并诚挚地邀请陈里宁先生莅临清华大学发表一场专题报告。在戚本禹先生的许可下，陈里宁先生得以受邀至清华大学大礼堂，为师生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演讲。
陈里宁对批判刘少奇的资料早已烂记于心，他在演讲中口才出众，言辞流畅，激情洋溢，现场气氛异常热烈。清华大学的大礼堂内人潮涌动，慕名而来的学生们将场地挤得水泄不通，尽管如此，仍有许多怀揣革命热情的年轻人无法进入。为此，工作人员只得搬来高音喇叭，以便让坐在草坪上的听众也能清晰地听到演讲内容。
这场盛大的报告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中央及地方各机关纷纷派遣代表前来邀请陈里宁进行演讲，为此，历史所特地设立了专门的接待办公室。《新时代狂人日记》屡次重印，全国各地翻印的副本数不胜数。陈里宁的报告录音带亦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流传，连农村地区也不例外。
恰在此时，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编排的话剧《新时代的狂人》盛赞了陈里宁的“壮举”，此剧在各地巡回演出。短短数月间，陈里宁的名声传遍全国，甚至有人向他寄去了来自北京大学和内蒙古的求婚信。
无处安置的棋子
陈里宁的声名鹊起，恰似那个狂热年代的催化剂。北京各单位的造反派视其为“左”倾思想的象征与政治的筹码，他每至一地，无不彰显该地造反运动的坚定与激烈。
昔日，造反派内部亦分诸多阵营，未受邀的派系逐渐对陈里宁生疑，怀疑他是否真心抵制刘少奇。随着陈里宁提交的报告愈发增多，针对他的批判声浪亦愈发激烈。
反对者们察觉到，陈里宁亦持有反毛主席的立场，并对马恩列斯毛的著作进行了篡改，这一不利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中央文革小组对此事高度重视，戚本禹特地派遣王广宇负责调查陈里宁的个人档案。
【转换失败】：王广宇发现，陈里宁批改马恩列斯毛的著作非常混乱，他把恩格斯、毛泽东的名字改成“陈里宁”，在正文中把“辩证唯物主义”替换成“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改成“工人阶级”，或者替换一些连接词，似乎这样就成为他自己的著作了。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这等行径堪称极端的反革命罪行。
一手塑造了陈里宁这位“英雄”形象的戚本禹，此刻也按捺不住了。他先是勒令陈里宁不得作报告，随后察觉局势失控，难以达成预期效果，便将陈里宁调离北京，使他远离了斗争的风口浪尖。1967年4月，陈里宁化名李明，以《光明日报》记者的身份前往保定地区徐水县进行调研。在启程前，王广宇多次叮嘱陈里宁，切勿参与农村的运动和活动，不得外出作报告，尤其是绝不能泄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陈里宁对组织的再任显然寄予了厚望。自下乡伊始，不足一周便已寄回长达一两万字的调研报告，继而又接连寄送了两次。然而，令他失望的是，这些调研材料如石沉大海，始终未得到任何回应。于是，他毅然向中央文革小组致信，字斟句酌地探询组织对他的调研工作的满意程度。王广宇因事务繁忙，无暇细阅其材料，仅以鼓励之词回信，勉励他继续深入细致地进行调研。短短两个月间，陈里宁便陆续撰写了近20万字的汇报材料及信件。
1967年盛夏的七月，一位女学生无意中瞥见其毛巾上赫然印着“陈里宁”的名字，这一细节瞬间揭露了他的真实身份。
消息如风般迅速在徐水这个小城流传开来。当地领导纷纷慕名前来，诚挚地邀请他前来发表演讲。陈里宁再度活跃于公众视野，邀请他演讲的人接连不断。得知此事后，戚本禹甚感不悦，无奈只得将他接回北京。
王广宇回忆道，陈里宁归队之后，他自身也深知所犯过错，心情愈发紧张不安。他总感觉心中有愧，对戚本禹的关照感到愧疚不已，精神状态越发动荡。他常常喃喃自语：“我并非有意为之，我并非有意为之。”
狂人的时代
陈里宁重返北京的传闻迅速传开，围绕他的争斗之火再度熊熊燃起。
当时，社会上对于陈里宁的看法已形成鲜明对立的两极，一方坚信他乃坚定的左翼分子，另一方则指责他系反革命，篡改了毛主席的著作。然而，鲜有人将之视为精神病患者。
当前的局势已脱戚本禹等人的掌控。戚本禹被迫考虑将陈里宁安置于疗养院以实施监控。经过一番努力，疗养院已选定，却不想陈里宁坚决拒绝入住，并执意要求即刻返回湖南。然而，彼时湖南正处于派别斗争的漩涡之中，陈里宁一旦归去，难免再次沦为各方斗争的棋子。
陈里宁虽对刘少奇持反对态度，然而，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攻击行为亦不容忽视。陈里宁的行为中，“混乱”的成分居多，而“反动”的成分相对较少。
这一天，陈里宁重返了那座监狱。红卫兵中甚至有人企图闯入监所，意图对这位被时代贴上“狂人”标签的他进行揪斗。
不久之后，王广宇被剥夺了中央文革小组的职务。四人帮对他提出的指控之一，便是他涉嫌参与为“反革命分子”陈里宁进行的翻案活动。正是由于“陈里宁事件”的牵连，王广宇在囹圄中度过了长达7年的岁月，直到1975年才重获自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王广宇得以昭雪沉冤，并加入了《红旗》杂志社，该社后来更名为《求是》杂志。
随着热潮的消退，陈里宁的身后之事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多年之后，王广宇依旧孜孜不倦地寻觅着那位被时代巨轮所裹挟的狂人，然而陈里宁的去向却始终成谜。王广宇对陈里宁的情感错综复杂。在他眼中，时代无情地篡改了那位狂人的命运轨迹，而那位狂人亦以某种方式改写了他的命运篇章。
在2007年，一位来自湖南的女士找到了王广宇。她自称为陈里宁的胞妹，名叫陈里如，她的来意是想探询她哥哥在“文革”时期究竟有何行径。
该女士转达了陈里宁后来的讯息给王广宇得知，1982年，陈里宁终于得以平反昭雪，那时，他已在狱中度过了长达14年零4个月的漫长岁月。消息传开后，北京大学法学界的教授们纷纷呼吁，应对陈里宁进行精神鉴定。
公安部对陈里宁的案情进行了重新审查，证实其患有精神分裂症，已失去刑事责任能力。据此，对其刑事责任不予追究，并决定恢复其党籍，恢复其工作及原有的工资待遇。陈里宁重返长沙，重新步入正常生活。他在简朴的住所中阅读书籍，浏览报纸，每日坚持散步，亦开始思考个人事宜，着手筹备婚事。他仍记得过往有人向他求婚，于是便逐一回复那些求婚者的来信。
陈里如向王广宇询问起哥哥在“文革”时期留下的印象。王广宇回忆起来，仅能记得陈里宁每次相见时，总显得心事重重，仿佛时刻认为自己犯了过错，那份紧张与惶恐溢于言表。
王广宇问：往事还重要吗？
陈里如感慨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毕竟我的兄长已离我们而去。”
在1982年，陈里宁终于得到了平反。在此之前，他被错误关押了长达14年零4个月。公安部对此案进行了彻底复查，并最终确认陈里宁确实患有精神分裂症，已失去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因此，相关部门决定不对他追究刑事责任，并恢复了其党籍、工作以及原本的工资待遇。
来源：中国新闻
陈里宁精神错乱
造反派闯将始末
王广宇
作者手记：“陈里宁事件”的来龙去脉，即那段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备受热议的“陈里宁反革命案”，距今已有三十七载。为拨开这桩逐渐被遗忘的历史迷雾，我，作为事件的亲历者，愿意将案件的始末娓娓道来，为后世留下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为确保历史之真实，我的叙述不可避免地需提及众多当事人的姓名，此举或许会触及一些曾卷入此案、心灵已愈合的同志们的旧日伤痕，这绝非我所愿。恳请这些同志能够谅解。当时，诸多荒谬之事皆由“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意志所驱使，许多同志也因此遭受了不幸。
一、从“反革命要犯”变为“反刘少奇英雄”。
陈里宁，昔日湖南省湘潭县委办公室的一名职员，自六十年代初期便开始向中央写信、撰文，对刘少奇进行批判，称其为“修正主义者”。此举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他因此被立案侦查，并被定性为反革命要案，从湖南移交给公安部进行进一步的审查。不久后，陈里宁被关押于北京秦城监狱。大约在1965年，公安部认定陈里宁患有精神病，遂将其从监狱转移至位于北京安定门外的精神病医院——安定医院（在文革初期更名为红卫医院）接受治疗。
文化大革命初期，部分高等学府的红卫兵，不仅局限于本校的反抗行动，更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社会。他们发现，苏联克格勃曾将“持不同政见者”诬称为“精神病人”，并将其囚禁于精神病院进行迫害。受到这一事件的启发，这批红卫兵开始深入精神病院搜集相关病历，并以此为由，对政法部门发起了挑战。
临近1966年岁末，驻守于红卫医院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及该院的造反派成员，共同挖掘出1960年代以来，数名政治犯被错当精神病人遭受迫害的病历资料，并进行了广泛传播，进而向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汇报。次年年初，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与戚本禹专程赴红卫医院，与清华大学的红卫兵以及医院的造反派进行了座谈，旨在深入了解精神病院将政治犯错误地视为精神病人并强制实施治疗的情况。
翌日，戚本禹向我概述了座谈会的概要信息。他指出，他们在精神病院邂逅了一位因写信、撰文抨击刘少奇而遭公安部门拘捕，并被囚禁于该院的个体，其名为陈里宁。陈里宁的主治医师表示，该患者实则并无精神疾病，其遭受关押与迫害，仅仅是因为对刘少奇的反对立场。他们所见的陈里宁思维清晰，言谈逻辑严密，与常说的精神病患者形象截然不同。
戚本禹高度评价道：“此人堪称非凡，能如此早洞察刘少奇为‘修正主义者’，我自叹弗如。据清华大学红卫兵透露，陈里宁文采斐然，擅长撰写文章。我意欲将他解救出来，寻一幽静之所，让他执笔撰写揭露刘少奇的批判文章。此类人物现身说法，其批判必具震撼力。然而，陈里宁已被囚禁多年，更在精神病院遭受磨难，其身体状况如何？是否有望获释？出狱后是否还能执笔？此事需与造反派及主治医师商议。”
1967年伊始，虽具体日期我已记不清，但那是我在被中央专案组羁押期间，他们告知我的。我首次踏足红卫医院，将戚本禹的指示转达给了金弘敏医生（陈的专属医师，也是她首先确认陈里宁“并无精神病”之人）以及王志护士。金弘敏及同行们回应，陈里宁确实未患有精神病，但由于长期服用大量药物，已对其产生了一定的依赖。尽管如此，他们表示，她出院并无障碍。
1967年1月7日，文革小组的核心成员王力与戚本禹一同前往红卫医院，宣布对陈里宁实施解放。
我将协商的成果向戚本禹进行了反馈。他建议我寻找一个合适的机构来接纳陈里宁。起初，我倾向于将此事交由我过往所在的马列主义研究院处理，戚本禹对此表示赞同。然而，不久后，他突然改口，要求将接收地点改为人民日报社，并声称他已经与唐平铸（自文革开始后接管人民日报的负责人）达成了一致。
人民日报那边的事宜已妥善安排，我与金弘敏、王志取得了联系后，便前往红卫医院接陈里宁。那日，我们在医院的一间小会议室召开了一次参会人员约有一二十人的会议，与会者除了陈里宁外，还包括以金弘敏、王志为首的医院造反派代表以及清华大学红卫兵。在会上，我简要阐述了撰写关于陈里宁出院报道的意图，随后将戚本禹赠送的棉衣以及我自备的旧绒裤交予陈里宁，此举赢得了会场内热烈的掌声。
此刻，陈里宁尚未从震惊中回过神来。金弘敏便催促道：“还不快些，向毛主席表达你的谢意，感谢戚本禹与王力同志！”陈里宁紧随其后，高呼“毛主席万岁”，并对戚本禹同志表达感激之情。随即，我将戚本禹赠予金弘敏和王志的红卫兵袖章当面转交，在场的所有人无不投来羡慕的目光。顿时，全场再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我向陈里宁提出了数个疑问，他逐一予以回应。根据我当时的观察，陈里宁的神态显得有些木然，反应略显迟缓，带有一丝恐惧，然而在回答问题时，他的思维依然保持清晰。会议结束后，金弘敏将朱起鸣引荐给我，并告知他是清华大学的教师，同时也是清华大学红卫兵驻红卫医院的负责人，若有任何事务，均可向他寻求协助。
我将陈里宁安置于人民日报招待所后，随即向戚本禹进行了汇报。戚本禹便询问我，你是否觉得陈里宁表现出精神病的迹象？我回应道：在我看来，他并无精神病症状，只是显得有些反应迟钝，眼神略显呆滞，这或许是他长期遭受压迫所留下的心理痕迹。
二、陈里宁篡改毛主席著作问题
几天以后，戚本禹告诉我，有人反映，陈里宁除了批刘少奇以外，还有批毛主席著作的问题。你去把他档案调来看看，若有批判毛主席的问题就不能用他了。我向公安部调陈里宁的档案，公安部告诉我，陈里宁的档案早就被清华大学学生抢走。于是，我就给朱起鸣打电话，他说档案在他手里。我问他档案中是不是有批判毛主席著作的材料，朱起鸣告诉我，只是在毛主席著作中有些批改，看不出有反毛泽东思想问题。我派人把陈里宁的档案取来，给戚本禹送去，他说没时间看，让我看后向他汇报。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马克思主义万岁！”等。
在阅读完毕后，我向戚本禹进行了汇报，提及陈里宁所修改的马恩列斯及毛主席著作显得杂乱无章，显得异常，但并未发现其中存在反动内容。公安部并未将涂改毛主席著作的行为视为他的罪证（尽管在文革期间，对毛的著作进行任何形式的涂改都被视为严重的罪行）。戚本禹质疑，陈里宁是否真的精神异常？否则他为何会采取这种行为？他指示我继续联系金弘敏等人，深入探讨为何陈里宁在批判刘少奇的同时也对毛主席著作进行了修改。
我去问金弘敏、王志，他们看了档案之后，认为从陈里宁涂改的毛主席著作情况看，没有明显的反毛泽东思想，但也不像正常人干的事。他们说在医学上有一种叫"间歇性精神病"，即患者清醒时像好人一样，而发病时就处于颠狂、无意识状态，涂改毛主席著作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我认为这种解释有道理，金弘敏提议去问陈里宁，陈紧张地说，我都记不得了，好像有一次给我吃一种药，脑子产生幻想，稀里糊涂地就把毛主席的书乱画了，真的不是反对毛主席。我向戚本禹转述了金弘敏等人的解释。戚本禹也感觉到陈里宁是"有点精神病"，但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多么严重。
在陈里宁出院的短短数日里，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迅速付诸了两项举措：首先，他们编纂了一本题为《新时代的狂人日记》的宣传册，该册子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兵团”的名义出版。书中从陈里宁的档案中精选了他在六十年代初撰写的若干日记与文章，对其赞誉有加，称其为敢于挑战刘少奇的先知先觉的英勇斗士。
陈里宁狱言记录
这份薄薄的小册子在社会上流传甚广，使得陈里宁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朱起鸣一次便慷慨地赠予了我多达一二十本。我坚信，为陈里宁平反非王力、戚本禹二人所能独立决定，这必定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旨意，因而他们向小组成员分发了此册，人手一册。然而，他们对此册并未引发任何讨论或反应。
紧接着，由朱起鸣率领的清华大学驻红卫医院的红卫兵队伍，毅然闯入公安部，强烈要求为陈里宁实施“平反”并开具“释放证明”。
需明确指出，中央文革对此二事表示了支持，至少是保持中立，并未明确反对。朱起鸣曾从公安部致电与我，他指责公安部推卸责任，玩弄手段，并强调必须将平反与释放问题交由公安部一并解决。他坚定地表示，若不达到目的，他将绝不退出公安部。
朱起鸣的电话刚挂断，公安部副部长李震便立即拨通了中央文革的电话，反复阐明，公安部为陈里宁开具释放证并无不妥，然而关于平反的最终决定还需进一步研究。在我向朱起鸣通话之际，王力恰巧走进值班室，我便趁机向他汇报了与朱起鸣通话的详情。王力明确表示，平反事宜自然应由公安部来定夺，中央文革不宜插手此类决定。我将王力的观点转达给了李震。至于后续释放证的发放过程，我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不清。
陈里宁入驻人民日报招待所后，便着手撰写针对刘少奇的批判文章。其文风颇具篇幅，笔触也尚可，然而内容却未能达到戚本禹的预期。戚本禹先后命闫长贵、陶文鹏、程里嘉等人对文章进行修改，尽管多方努力，终未能使之符合要求。戚本禹原计划借助陈里宁之手完成的批判刘少奇的文章，终究未能如愿以偿。
三、恢复党籍，分配岗位
陈里宁完成文章后，寄宿于人民日报招待所并非长久之计。鉴于其已获释放，自当为其寻觅一处安身之所。戚本禹深思熟虑后，决定将陈里宁安排至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由历史所的造反派负责人傅崇兰接收，以此作为正式调入历史所的标志，并恢复其原有的工资级别及党籍。
四、陈里宁演讲引发争议
戚本禹曾向我提及，应先将陈里宁安置于历史研究所，待其逐渐适应外界环境后，若其有意重返湖南的原单位，则可准许其归去。针对陈里宁，戚本禹提出了具体要求：他应积极参与所内的文化大革命活动，继续撰写批判文章，然而应尽量避免参与社会上的活动，减少与外界造反派的接触，更不应偏袒任何一方，亦不应对另一方进行打压。我在傅崇兰面前将此意传达给了陈里宁，并叮嘱傅崇兰要严密监控陈里宁的一举一动。
尽管如此，陈里宁已然成为社会瞩目的“名人”。北京的高校及诸多单位中的造反派纷纷邀请他发表演讲，市面上更是流传着关于他讲话的传单。每当哪一派别成功邀请到陈里宁，便被视为他站在该派一边的标志，这无疑激起了对立派别的反感情绪。
在陈里宁平反一案上，红卫医院的内部起初便存在着分歧，一方坚称陈里宁确实患有精神疾病，而金弘敏则主张陈里宁之无病是出于政治考量。这一状况，我起初并不知情，直至戚本禹事后向我透露。在京城医务界的诸多派别中，围绕陈里宁平反一事，形成了两派尖锐对立的阵营。
尽管陈里宁赢得了中央文革的认可与扶持，然而，对他的反对势力也在积极策划行动。他们紧扣陈里宁篡改毛主席著作这一关键点进行攻击，声称陈里宁亦持反对毛主席的立场。众所周知，是王力、戚本禹为陈里宁平反，因此，许多人通过给戚本禹写信等方式，表达了对陈里宁态度的关切。
戚本禹对反映之事有所了解，而我身为从事具体工作的人员，对此掌握的信息并不多。在我看来，给予陈里宁平反的决定，乃中央文革所赞同的。
自陈里宁加入历史所以来，我曾数次拜访他。戚本禹亦嘱我联系傅崇兰及陈里宁，特地叮嘱不宜让陈里宁频繁参与社会活动或发表演讲。我向陈里宁建议减少外出演讲，他对此表示认同。然而，傅崇兰补充道，尽管每天都有人邀请，我们通常婉拒，但面对一些知名的校园造反派，比如北大的聂元梓，拒绝就变得相当棘手。傅崇兰承诺将严格控制陈里宁的外出演讲活动。
在1967年的五月与六月间，由清华大学井冈山支持、天津市话剧团带来的，一部赞颂陈里宁的戏剧——《新时代的狂人》在北京上演。朱起鸣以及天津市话剧团造反派的首领接连不断地给我来电，力邀我前往观看。我将此事告知了戚本禹，他却表示自己不会前往。我自然也不便出席，鉴于我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员，未得到小组其他成员的明确指示，私自参与社会活动是不被允许的——这一规定是江青亲自制定的。此时，我心中已隐约意识到陈里宁的问题可能存在一些棘手之处。
在此之前，傅崇兰、陈里宁与我有过数次会面，期间曾谈及有人有意以陈里宁的英勇事迹为蓝本创作一部话剧，并希望陈里宁本人能为编剧提供故事细节，以塑造其作为反刘少奇“英雄”的形象。我承诺愿意向编剧提供相关素材。然而，在中央专案组对我进行调查时，此事亦被列为我的罪状之一。
戚本禹似乎掌握了关于陈里宁的一些反动材料。他曾在某次略显烦躁地向我提及，陈里宁依然四处奔波，发表报告，使得他身处北京的宁静生活难以维持，他人找上门来，他便现身说法，实为善于展示自我。于是，他建议设法让陈里宁离开北京，寻求一处避风港。恰逢中央文革小组需了解农村文化大革命的实际状况，并计划设立记者站，便借此机会将陈里宁派遣至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旨在避免他在北京继续被他人利用，引发不必要的麻烦。
五、陈里宁下乡调查
我与傅崇兰并肩将戚本禹的“指示”传达给了陈里宁。陈里宁听闻后，稍作迟疑，但最终还是表示愿意接受。依照戚本禹的安排，我叮嘱陈在下乡期间，务必避免使用陈里宁的名字，不宜参与农村的各项活动，亦不可外出发表演讲。他应以调查组记者的身份行事，所撰写的调查报告可直接寄交给我。陈里宁认真记录了我的话语，并承诺将严格遵守这些规定。我亦反复叮嘱，务必严格保密，切勿泄露真实身份。
陈里宁投身下乡的征程，正值1967年的六七月间。
起初，陈里宁被派往农村的目的，原是为了让他暂时避一避风头。然而，他却将下乡调查视为中央文革赋予他的重大职责，未曾多日便迫不及待地着手撰写报告。每次寄来的稿件篇幅不少于万余字，短短一个月内便接连寄送了十余份调查报告。
在1967年的七月末或八月初，傅崇兰通过电话告知我，陈里宁在保定郊外的乡村地带不幸暴露了身份。随后，各个派别的组织纷纷邀请他前去进行报告。面对东道主的盛情，陈里宁不便推辞，因而出席了几次。对此，傅崇兰向我征询了意见，不知该如何应对这一情况。
戚本禹此次情绪激动，愤然言道：“陈里宁这厮，先前我们费尽周折将他救出，如今竟成了累赘。瞧他那模样，分明是有精神病，热衷于出风头。看来他在乡下实在难以立足，只得将他召回到北京去。”
傅崇兰向我透露，陈里宁返京后情绪低落，深感自己犯下了严重错误。于是，我与傅崇兰一同前往历史所，与陈里宁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我对他泄露身份的行为进行了批评，而他却解释称，自己一直沿用监狱中带有“陈里宁”字样的毛巾，不知何故被人发现，此事在保定地区迅速传开。我叮嘱他回国后务必闭门谢客，切勿见任何人。
陈里宁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渴望重返湖南老家参与文化大革命的愿望。在与陈里宁交谈之前，戚本禹曾向我透露，陈里宁的这一想法并不可行，湖南当前局势动荡不安，他若返回家乡，难免会陷入派系纷争之中。我将戚本禹的这番话转告给了陈里宁。对此，陈里宁深感愧疚，并向戚本禹同志表示歉意，认为自己犯了错误，辜负了他对陈里宁的关心与爱护。
陈里宁重返北京的消息迅速传开。反陈派趁机大做文章，在北京及各地广泛宣扬陈里宁涉嫌反对毛主席的罪行，企图借此攻击力图为陈里宁平反的一方。陈里宁已沦为两派斗争的棋子。一方猛攻，一方力保。对此，戚本禹自然洞若观火。
六、陈里宁疗养计划
戚本禹与我商议，鉴于陈里宁目前身处历史研究所，且北京两派均有所了解，建议找一个清静之所让他暂时避风头，以免加剧双方矛盾。戚本禹沉思片刻后提议，陈里宁近期似乎身体不适，不妨将他送往郊区的疗养院休养一阵。接着，他抱怨道，陈里宁给自己带来了不少麻烦，实在无奈。他让我转告王力，将陈里宁的情况告知于他，并询问应对之策。我将此事汇报给王力后，王力表示赞同戚本禹的看法，同意让陈里宁去疗养。
经过一番考量，我们最终选定了位于昌平附近的亚洲学生疗养院作为目的地，时间定在1967年8月初。但出乎意料的是，陈里宁坚决拒绝疗养，并强烈要求立即返回湖南。面对这一局面，戚本禹也感到束手无策。他叮嘱我向傅崇兰转达指示，务必严密看护陈里宁，防止他擅自外出，同时也要警惕那些造反派试图将他带走。于是，陈里宁既未接受疗养，亦未获准返回湖南。
七、散传陈里宁问题传单
几日拖延过后，戚本禹似乎掌握了某些信息，感到难以应对，遂不得不采取措施以平息因陈里宁问题而引发的双方争执。某日晚间，戚本禹向我提议：请以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名义，致电傅崇兰，并请其向公众散布一份电话记录的传单。
“当前，社会上两派组织围绕陈里宁问题展开激烈辩论。一方坚称陈里宁为坚定不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左翼分子；另一方则认为他并非坚定的左派，甚至涉嫌篡改毛主席的著作。双方因陈里宁问题引发的争论，有悖于毛主席倡导的革命大联合精神。恳请各派组织停止对此问题的争执，陈里宁的相关问题，我们将负责处理。”此记录由中央文革办事组署名。
在戚本禹的批准下，该电话稿被寄送至傅崇兰手中。傅崇兰接获后，再次来电告知，他已对文稿进行了几处修改，其核心观点是不希望因传单内容而对保陈一派造成负面影响。至于最后在社会上流传的传单具体内容，我此后未曾再得一见。传单的散发时间为1976年8月下旬。紧接着，王力、关锋遭受打击，反陈势力对保陈派的攻势愈发猛烈。与此同时，我也在这段时间离开了中央文革办事组，重返马列主义研究院，随之而来的便是人身自由的丧失。
关于陈里宁的处境，戚本禹后续的处理方式，我并无确切信息。在我获释之后，听闻在传单事件中，对保陈派产生了极大的不利影响，反陈派则趁机发起了猛烈的攻势，意图对陈里宁进行批斗。无奈之下，戚本禹只得派遣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工作人员王道明前往历史所，宣布对陈里宁实施再次收监。
2001年，陈里宁的胞妹陈里如来京探访，她希望了解相关的详情。我向她简略地述说了整个经过。据悉，中央专案组在对我定罪时，将“参与包庇反革命分子陈里宁的翻案活动”列为首要罪状。他们声称，陈里宁所谓的“反对刘少奇”，实则是对毛主席的真正反抗。
其实，在1967年，刘少奇问题已在社会上公开，并定为"修正主义"、"走资派"，为陈里宁翻案，在当时并不是什么错误和罪行。因此中央专案组就把陈里宁定为真反毛主席，假反刘少奇。
陈里如同志向我透露，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公安部对陈里宁同志的情况进行了重新审查。经核实，最终认定陈里宁同志确实患有“精神分裂症”，已丧失责任能力，因此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据此，原先的错误结论得以纠正，党籍得以恢复，工作及原工资待遇亦随之恢复。陈里如同志还补充道，陈里宁同志目前病情严重，正在湖南湘潭的家中接受治疗和休养。
陈里宁案历经十余载的波折，其中不乏诸多教训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作者简介
王广宇，于1958年8月自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班圆满毕业，随后被调至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担任职务；1966年6月，他从马列主义研究院转至中央文革小组，并曾担任办事组的负责人。1967年9月，他重返原单位。不幸的是，1968年3月，他因遭受江青、陈伯达的诬陷与迫害，被逮捕并关押，历经了长达七年的牢狱生涯。直至1979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他的冤屈得以昭雪。在退休之前，他担任了《求是》杂志的编审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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